陈垣(中国历史学家﹑教育家)

来源：互联网

陈垣（1880年11月12日—1971年6月21日），字援庵，又字圆庵，笔名谦益、钱罂等，广东广州府新会县人，中国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他曾被毛泽东称为“国宝”。

1885年，陈垣随父亲到广州市经商，七岁时入私塾读书，1897年，陈垣入京参加顺天府乡试，因八股文不好而落第。1905年，他与潘达微等人在广州创办了《时事画报》。1907年，陈垣曾在广州振德中学短暂担任教师。次年，他与梁培基等共同创办光华医学院，陈垣也转入该校。1910年，陈垣从光华医学院毕业，留校任教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又主编了《震旦日报》及其副刊《鸡鸣录》。1912年10月，陈垣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之后来到北京定居。1917年，陈垣发表了人生第一篇重要学术论文《元也里可温考》，引起中日史学界关注。1921年12月，陈垣被任命为教育次长。次年5月，他辞去教育次长职务，投入到历史学研究和学校教育中。

1923年起，陈垣被聘为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导师。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陈垣任理事会理事兼图书馆馆长。1926年1月，陈垣出任台湾辅仁大学校长。1927年，陈垣搬到翊教寺街，创办了翊教女子中学。1930年3月，陈垣完成《敦煌市劫余录》的撰写。次年，他出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完成《沈刻元典章校补》及《校勘学释例》。1933年，他又重返北平师大历史学系执教。1935年，陈垣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员。1937年，北平市沦陷，陈垣仍随校留在北平，继续任辅仁大学校长并授课。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兼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59年1月28日，陈垣加入中国共产党。1971年6月21日，陈垣病逝于北京，终年92岁。

陈垣还曾创建了北京孤儿工读园、北京平民中学等，并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且是故宫博物院的早期创办者之一。陈垣在中国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以及历史语文学等领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与张星烺、向达等人一同开创了中西交通史的体系。他一生著有十几种专著、百余篇论文，代表作包括《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元西域人华化考》《史讳举例》《通鉴胡注表微》等，另有《陈垣学术论文集》行世。他的许多著作成为了历史学领域的经典，有些被翻译为英文、日语，在美国、德国、日本出版。此外，陈垣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二陈又与吕思勉、钱穆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人物生平

早年求索，弃旧图新

1880年11月12日（光绪六年农历十月初十），陈垣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石头乡富冈村（今属江门市市棠下镇云礼石头村富冈里）一个药材商的家庭。1885年（光绪十一年），他随父亲到广州市经商，并于七岁那年入私塾读书，启蒙老师为冯掖薇，到12岁时，他已经先后读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易》《尚书》等书籍。

1892年（光绪十八年），陈垣读《礼记》，发现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慢慢学会按着目录买自己需要的书看。次年（光绪十九年），他读《左传》，开始阅读《钦定四库全书总目》。1894年（光绪二十年），广州大疫，学馆解散，他借此机会有时间读自己喜欢的书，由此打下学问的初步基础。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他开始购买《四库全书总目》《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元史》等大部头书籍。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陈垣入京参加顺天府乡试，因八股文不好，失败，回广东省后开始学习八股文。次年（光绪二十四年），他开始在蒙馆教书，仍专心学习八股文。1900年、1901年，他先后考取新会县案第二名与第一名，并在1902年补为廪生，但同年参加乡试落第后便彻底放弃科举。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在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影响下，他与潘达微等人在广州市创办了《时事画报》，他以笔名撰写了大量反清的政论性文章。1906年，陈垣因进行反清斗争，被清政府抓捕，为躲避追捕，他回到新会区老家担任篁村小学教师，他到职后，承包了学校大部分课程，他不仅教学生国文、算学等基础课程，而且还教学生体操和唱歌。1907年，陈垣回到广州，先后在振德中学和义育学堂教国文和历史课程，期间，受广州瘟疫和父亲病重的影响，转入医学院，开始学习西方医学。他因父亲患结石，经西医手术而痊愈，他便考入美国教会办的博济医学院学习西医，后因不满美国教师对华人师生的歧视，又与友人共同创办了广州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学习中，陈垣觉得治疗个人疾病，诊脉开方，无关于国，对于“有志天下之学”的他来说，这实在算不上什么重要的事。

1910年，陈垣从光华医学院毕业，留校任教三年，主讲人体解剖学、细菌学。他重视直观教学，不仅亲手绘制教学插图，还带领学生到郊外捡骨骼，清洗拼接后作为教具，帮助学生增强感性认识、加深记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又主编了《震旦日报》及其副刊《鸡鸣录》，以迎接革命，在办报和学习医学过程中，他写了大量时文和医学文章，关注家国情怀和科学研究方法的养成。

弃政治学，初成泰斗

1912年10月，陈垣因通过日报进行爱国反清运动被誉为“革命报人”，并当选为众议院议员。由于议员是专职性质，他来到北京定居。到北京之后，陈垣发现这里的读书条件好，很多书都能随时查阅。1915年，他接触到从承德运到北京收藏的文津阁《四库全书》之后，他认识到自己一生的志向并不在于政治而在于治史。

作为年轻的参议员，陈垣能干、文才又好，得到了当时交通系首领梁士诒的赏识，先后在梁士诒主持的税务处、内国公债局、毛革改良会等机构任职。

1917年，陈垣发表了人生第一篇学术论文《元也里可温考》，引起中日史学界关注。这既是他历史学生涯正式开始的标志，也使他认识到个人可以在不同方面为国家贡献，帮助国家在与世界诸国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同年10月，他随梁士诒赴日本。在日本购缩印藏经，找到《贞元释教目录》等书。1918年，他编成《基督教史目录》。同年10月，陈垣与叶恭绰等游云冈石窟寺，写成《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是其第一篇研究佛教史的论文。1919年，梁士诒在陈垣著作合刊本上题了“消磨一代英雄尽，故纸堆中问死生”这句话，想以此点醒陈垣，让他不要把精力都耗在书本里。陈垣在家信里说，梁士诒不喜欢别人埋头读书，所以他们俩实在没法长期共事，两人的关系也因此越来越疏远。1920年，华北大旱，陈垣参与华北赈灾协会筹办华北赈灾书画展览会、北平孤儿工读园等工作。1921年12月，梁士诒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他任命陈垣为教育次长，并代行部长职务。1922年5月，陈垣辞去教育次长职务，全身心地投入历史学研究和学校教育中。

执教兴校，深耕文脉

1923年起，陈垣被聘为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导师，指导研究生中国基督教史、元史元典章之语体文等科目。之后开始在北京各大高校兼职任教，其中包括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主要教授学生国文与历史相关课程。1924年，国民军驱逐溥仪出宫。同年11月20日，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在李石曾的推荐下，陈垣任常务委员，主持常务工作。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陈垣任理事会理事兼图书馆馆长，图书馆分图书、文献两部，沈兼士、袁同礼副之，正式履行新式博物馆所赋予的典藏、保管、陈列、研究和出版等职责。

1926年1月，英敛之病逝，受英敛之生前的托付，陈垣出任台湾辅仁大学校长。同年3月，故宫博物院召开紧急会议，陈垣被推举为实际负责人，与卢永祥、庄蕴宽一同主持院务。4月4日，奉军轰炸故宫南三所后，他与庄蕴宽等人到现场查看，并在事发地点种植柏树纪念此事。次日，他参与了故宫博物院的驻防及院务交接。不过，在当时的混乱局势下，维持员团队很快就解散了。1927年初，陈垣搬到翊教寺街（现育新胡同），创办了翊教女子中学。在此居住期间，陈垣除担任辅仁大学校长外，还担任北平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委员长、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系主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务。1929年，陈垣正式担任史学系专任教授兼系主任，到任后为解决史学系因部分教师转入地理学系而出现的师资短缺问题，一方面聘请台湾辅仁大学史学系的张星烺、黄伦芳等教师前来兼课，另一方面吸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的朱希祖、邓之诚等教师任教，补足了史学系师资。

1929年以后，陈垣在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主要开设了《中国史学名著选读》《中国史学名著评论》和《史源学实习》三门课程。1930年3月，陈垣完成《敦煌劫余录》的撰写。次年，他出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名誉教授。完成《沈刻元典章校补》及《校勘学释例》（后改名《校勘学释例》）。1933年，他又重返北平师大历史学系执教。1935年，陈垣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员。

乱世守节，以史报国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当天，陈垣搬至南官坊口胡同20号，胡适也于第二天南下，后又去美国，两人通信联系并没有中断。政府特意派了专机来接陈垣南下，为保护台湾辅仁大学，他坚持待在沦陷区主持学校事务。

1938年，日军攻占徐州市后，华北伪政权发公函要求各学校悬挂日本国旗、游行庆祝，陈垣作为辅仁大学校长，撕碎公函并向全校宣布，学校照常上课，坚决不举行悬旗庆祝游行。1940年3月，陈垣完成《明季滇黔佛教考》，表彰明末遗民的民族气节。同年，他为辅仁大学《年刊》题词，引用《论语》中“言忠信，行笃敬”的句子，把沦陷区称作“蛮貊之邦”。他看到有些毕业生给敌伪做事、欺压国人，心里很痛心，就借这句题词劝诫学生，就算在日伪控制下，也要严格要求自己，做正直的人，不能失信，更不能帮着敌人作恶。1942年，陈垣为台湾辅仁大学《年刊》题词，引用《孝经》里关于交友的语句，告诫学生在日寇横行的环境中要慎重交友，得结交能互相切磋进步的人，别只想着玩乐，更不能认贼作父、和日伪汉奸来往。他常引用经书劝诫学生，日伪明明知道他的真实用意，却因为是经书内容，没法对他怎么样。同年，日本细井次郎升为辅仁大学校务长首席秘书，兼任附中学监。此后派到学校的日籍教师增多起来，学生中也有日伪特务，他们一起对师生实行监视。在此情况下，陈垣与校内德国籍天主教圣言会司铎出面与日伪政府周旋，坚持学校不挂日本国旗，不用日语课本、不把日语作为必修课，从而使台湾辅仁大学成为当时沦陷区唯一不悬挂日伪旗帜、不读日伪所编的旨在进行奴化教育课本的大学。

1943年，陈垣将“史源学实习”课程的教材改为全祖望《鲒埼亭集》，目的是“端正人心、整肃士风”；同时开始撰写《通鉴胡注表微》。1945年，他完成《通鉴胡注表微》，同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在八年抗战期间，他连续写成《南宋河北新兴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中国佛教典籍概论》等宗教史论文及《通鉴胡注表微》，这些作品都有借古讽今、表达自己志向和立场的意思。

晚年躬耕，薪火相传

1949年以前，陈垣还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

1948年底，中国国民党派飞机接陈垣和一些知名学者南下，不过，陈垣选择了留在北京。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这一年，陈垣开始学习新思想，新理论，投入到新中国的教育和文化事业建设中。郭沫若、范文澜等人发起成立新史学会，陈垣虽然没有参加发起活动，但随后不久就在范文澜的介绍下，参加了新史学会的活动，并提出了由科学院成立历史研究所的建议。1950年10月，台湾辅仁大学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接管。陈垣在与教会代表争夺教育主权的斗争中立场坚定，配合政府，使辅仁大学成为第一所收归国有的教会大学。1951年2月，中国史学会筹委会开始编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陈垣便承担了《洋务运动》和《辛亥革命》两部分的工作。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顺利合并，陈垣被任命为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1954年，陈垣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

1955年，陈垣受老友刘仙洲影响，坚定了入党信心，不仅在给学生的信中倡导知识分子走刘仙洲的路、争取入党，在《我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意见》一文中，他坦露入党决心，认为只要全心投身革命事业，无论年龄大小都能入党。面对学术发展的困惑，他不愿故步自封，决心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论为治史方法，还劝好友杨树达向韶山学习，而非局限于传统学术。1956年，他被评为“不具备入党条件”，但并未气馁，反而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同年，陈垣参与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历史科学12年远景发展规划的制订，提出了要加强资料整理，加强索引等工具书编制的建议。同年，他又对科学出版社校点出版的《新旧唐书合注》进行指导，还主持了大型类书《册府元龟》的整理出版，用《册府》残宋本校补明刊本重要缺文142条，重编全书目录和分类索引，并亲自撰写了《影印明本册府元龟序》，指出《册府》考史补史的价值，纠正了傅增湘、陆心源校勘《册府》的失误。1958年，国务院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陈垣作为小组成员之一，和其他十几位专家一起讨论确定了古籍整理出版10年规划和6个方面的重点。此后，他多次参加全国性古籍整理工作的研究和讨论，并对一些具体项目进行指导或提出意见。

1958年，郭沫若等人入党的消息公布之后，同年12月，陈垣正式提出申请入党。1959年1月9日，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向市委汇报，上交了一份4000余字的陈垣思想内部评价及小传材料，建议“可考虑发展其入党”。同时，看到马寅初被批判，陈垣心生顾虑，担心历史学领域会批判自己，还私下埋怨：过去专心做学问、写著作的人被当作资产阶级专家要受批判，而不研究学问、不写著作的人反倒没事，真不如不做学问。1月28日，北师大人事处、校长办公室支部召开支部党员大会，讨论并接受陈垣入党。

1961年，中国佛教协会为了护送佛牙出访缅甸、斯里兰卡等国，陈垣受约撰文考证佛牙自南北朝传入中国后在中土尊奉延续的历史。他亲自指导我们阅读查找《历代三宝记》《宋高僧传》等文献，最后撰成了《佛牙的故事》一文，历述南齐法献将佛牙传入中土后，一千五百年间有关佛牙的史料故实。同年，他开始点校《旧五代史》及《新五代史》。1965年10月，陈垣写完《两封无名字无年月的信》。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陈垣被软禁。

因病逝世

1971年6月21日，陈垣病逝于北京，终年92岁。陈垣逝世后，后人按照遗嘱，将他珍藏的四万余册图书和几百件文物全部捐赠给国家，稿费4万元交作党费。

个人生活

家庭生活

陈垣5岁时，因为他的三伯父没有子嗣，陈垣的父亲把陈垣过继给三伯父。他与过继母亲李姓生活在一起，每次吃饭，他总是在过继母亲处吃一点，然后又偷偷跑回生母那里去吃饭。

1913年，陈垣来到北京，他在北京生活了五十八年，他一直租赁房子，这五十八年中，他一共换过八处住所。头八年住在宣武门内象来街，以后六年住在西安门大街，有三年住翊教寺（今育教胡同），又住过丰盛胡同，1932年至1937年住米粮库，与胡适做了多年邻居。抗战爆发当天搬至南官坊口，一年零两个月后又搬李广桥西街（今名柳荫街）。1939年7月16日，他搬到兴化寺街5号，从此才安定下来，整整住了三十二年，直到去世。

健康状况

陈垣晚年身体虽健康，但有时也会生病，1953年底至次年初，因脑血管硬化、双手麻木住院，后来又因胆囊炎、胃部手术住院多次，但他总以乐观的态度战胜疾病，不间断地进行学术研究。

亲属关系

主要成就

教育领域

陈垣从事教育工作70年，覆盖小学至大学全学段，连续担任大学校长46年。他不仅创办了光华医学院、工读园、平民中学等教育机构，其中光华医学院填补了粤人自办医学教育的空白，践行“教育自立”的使命。还先后主持台湾辅仁大学校政、执掌北京师范大学，将辅仁大学打造成知名学府，晚年满怀激情投身新中国教育建设，其办学理念与实践为后世高校治理提供了参考。在育人方面，他独创“史源学实习”课程，通过手抄原文、考证史料、课堂讨论等系统性训练，培养学生勤奋严谨的治学习惯，该模式被后世历史学教育沿用；以情景教学引导学生“贵疑善问”，注重传授“治学门径”，培育出启功、邓广铭、周祖谟等大批学界名家。

学术领域

陈垣不仅“在中国宗教史研究上开拓了新的领域”，而且“在目录学、年代学、史讳学和校勘学等方面为历史语文学做了建基的工作”。

宗教史

陈垣的宗教史研究范围广泛，对已消亡的外来宗教，如火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一赐乐业教做过专门研究；也就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国的兴起和流传写过不少论著；对中国本土的道教，也撰有专书。他的宗教史研究，同时也是中外文化交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研究内容

1917年5月，陈垣写成《元也里可温教考》，该文曾经多次修改、印行。也里可温是元代基督教总称。过去以为此教资料多在海外，而本国典籍无征。该文则专以文言文史料进行研究，除《元史》外，还利用了地方志、金石录、书画谱等60多种材料，论证了隐晦七八百年，无人能道的也里可温教。1919年11月，陈垣写成《开封一赐乐业教考》。开封市一赐乐业教即犹太教。该教在明清时所立的三篇碑文，对其何时传至中国，说法不同。陈垣用种种方法证明开封犹太教非宋以前所至，汉文典籍对犹太教的记载始见于《元史》，元以前无征。文中还详细考证了该教与回教之异同、教中人物之大略、寺宇的沿革、经文的内容和源流。《火祆教入中国考》，1922年4月撰。琐罗亚斯德教又名拜火教，唐初传入中国，颇见优礼。唐时外来宗教，除火祆教外，还有大秦、摩尼、回族三种。回教在唐代未盛，记载尚少；其余三教，因都来自波斯，唐宋学者分辨不清，记载每有错误。清代学者如钱大昕等也常把它们混为一谈。此文除叙火祆教的起源、兴衰外，还将典籍上三教混同记载的错误一一指出，予以辩证。《摩尼教入中国考》，1923年写成。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创立的，它由拜火、基督、佛教糅杂而成。陈垣取敦煌摩尼教经卷和其它材料，考明摩尼教始于唐武周长寿二载（694年）传入中国及其历唐、宋、元、明数朝在中国流行的情况。

在宗教史研究方面，陈垣还撰写了《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释氏疑年录》《道家金石录》《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等作品。

研究特色

陈垣研究宗教史，从一开始就比前人和同时代的基督徒学者少了很多护教的色彩。1917年，他靠考证元代基督教的《元也里可温考》的发表而出名。相比较其他学人来说，他写的基督教史文章既早又集中。1917年-1919年，他在这三年就写了12篇，差不多占了他一生写这类文章的一半，而且内容都很客观。在他之前，1883年江南代牧区的黄伯禄神父写过一本《正教奉褒》，是中国早期的基督教史著作。

1905年，北京主教遣使会士樊国梁撰写的《燕京开教略》等，这些著作多采教内史料，写作也以宣教目的为主。例如樊国梁在著作序言中说：“宣传正教乃余本职，故于累朝圣教行使止泥之迹搜辑尤详。”与陈垣差不多同时的中国基督教史著作也是如此，金陵神学院教授陈金通过其主编的《神学志》大量征集历史资料，至1919年已写成《圣教布道近史》和《中国布道近史》等书，单从书名，就可清晰地看到其著作的信仰立场。1923年耶稣会献县萧静山神父写成的《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和上海徐家汇徐宗泽神父1938年著的《中国天主教史传教概论》，也具有较浓的宣教色彩。而陈垣的基督教史著更多的是为了史学的、宗教研究的目的而作基督宗教研究，他的研究相较之前以及同时代的基督徒学者来说，更具实证和客观。

在研究方法上，陈垣从史学进路研究宗教。由于历代中国正史之中没有一部“宗教史”，四库全书这类官修正统类书也将多数外来宗教排除在外，即使有少量涉及，也多混乱不明。而各宗教内部的“圣教史”或“传灯录”，对于陈垣来说既不客观，也不完全可信。因此他从基督教入手，着力于各宗教的在华传播和发展史。可以说，他对宗教专题史有非常明确的研究自觉。如前所述，其在宗教史上的成就和开创意义，也一直为当时及后世的学者所称许。陈垣对各种宗教历史的研究，代表着中国宗教研究的现代转变之一，即在“方法”上，从论证性的“神学”式宗教研究转向描述性的“史学”式宗教研究。

治学态度

陈垣对待其他外来宗教的态度可以用“平等”和“同情的理解”来概括。他的宗教研究以基督教为开端，一生的基督教史文章和著作共有30多篇（部）。

首先，陈垣在治学态度上重视研究的客观性。（一）陈垣不讳言对以往教会和教会史书的批评，始终持客观、存疑的态度去作实证研究。他指出中国的基督教史书多译自西人著述，所以“于官名地名年月，尤易舛讹，史以传信，不能不慎。”1927年陈垣根据许缵曾的殿试策和许手定的《宝纶堂稿》原本，多方证明许缵曾并非如《江南传教史》和《许太夫人人传》所言为“热心奉教者”，他只是幼年受洗，晚年甚至信了佛教。在撰写《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一文时，又“据官书及档案，于苏努诸子传后，附一教会载苏努事勘误表，凡二十余事，亦为此也”。在他看来，“考证贵能疑，疑而后能致其思，思而后能得其理。”

陈垣之所以对宗教研究持客观考证的态度，原因有二：首先，他继承了中国学术的考据精神。中国学者一向尚考据，也有“不为亲者避，不为尊者讳”的写史传统。清初诸儒通经致用的治学宗旨发展到乾嘉时代，则演变成为“为考据而考据，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陈垣曾购买乾嘉学者的书籍、著作手稿、读书笔记和论学手扎，研究王念孙《广雅疏证》、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的部分手稿”，“看他们是怎样著书，怎样修改，为什么把所引的资料一换再换，学到他们治学和著书的方法。”其晚年学术总结之作《通鉴胡注表微》专列“考证篇”，强调“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即指出了考证与客观之间的关系。其次，在以自然科学知识为代表的西学浪潮中，他曾接受过西医教育。陈垣1907年考入美国传教士办的博济医学院，1908年转入国人自办的光华医学院，都是学习西医。他说：“余今不业医，然极得医学之益……近二十年学问，皆用医学方法也……其实我何尝懂科学方法，不过用这些医学方法参用乾嘉诸儒考证方法而已。”现代科学崇尚客观、理性和实证，既培养了他对待研究的科学客观态度，也影响了他研究历史的方法。

（二）陈垣既站在教内的角度思考，也能以教外的角度看教内事物。他曾作《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认为从教外典籍可以补充订正教内历史，可“补教史之不足”，“证教史之偶误”并“与教史相参证”等等；也可以从教外人或反对、或旁观的言论中获得较真实的历史，即“反对口中可得反证”“旁观议论可察人心”，包括“教士之品学”“教徒之流品”“教徒之安分”“奉教之热诚”“教徒之教外著述”，以此获得关于传教的全面信息。陈垣在不断使用教内、教外两种视角看待基督教时，也看到教外资料的局限（“教外典籍相比较《圣教史略》，总是夸大一些”）。例如明末清初信教的人数，教外记载相比《圣教史略》，总是夸大一些。

其次，陈垣打破宗教“夷夏之辨”。陈垣对外来古教的研究包括1923年写成的《元西域人华化考》，1919年写成的《开封一赐乐业教考》，1922年的《火祆教入中国考》和《摩尼教入中国考》，后三本书与1917年的成名作《元也里可温考》，被陈垣合称为“古教四考”。

（一）陈垣反对“中国儒者”对宗教的蔑视、偏见。比如也里可温即元代基督教被以“异说支离，不可究诘”论之；来自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在《隋书》中有“淫祀”、“淫僻”之称谓。在陈垣看来，“祀胡天神游特别仪式，他国人祀者必从其俗，本无所谓淫祀者”。他们“未尝深究火祆之源流，以其是胡神，遂如妖，实含有鄙夷之意”。这些正统儒家知识分子对于外国事物的鄙屑称呼，自古有之，即是认为国外来的都是“夷”或“蛮”，是对中国文化盲目自大的表现，对外来的宗教也是如此。陈垣对古教四考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种宗教上的“夷夏之辨”。

（二）陈垣也反对宗教之间的倾轧，提倡宗教平等、宗教对话。陈垣提到：“吾读基督教史，无不诋毁摩尼教。吾读佛教史，亦无不诋毁摩尼教。”陈垣以争寺信徒解释之。而佛教徒对摩尼教既有“空论毁之”者，又有“造为事实以毁之者”，甚至“乃必欲并外国人禁之”，陈垣用“何以褊狭至此”批评之。陈垣也反对释道两教之间，“专擅自家，遏他门户”的做法。其主张为宗教间的平等对话。

（三）陈垣对宗教又怀有“同情之理解”。尽管宋儒者对摩尼有“妖幻”，“诳惑愚民”的污蔑，社会上对摩尼又有“吃菜事魔”的称呼，南宋至元明政府且禁止信仰摩尼教，陈垣对摩尼教的看法却既无“儒者习气”，亦非“褊狭之见”。他反而从大量污蔑和诋毁的记录中，看到了摩尼教兴盛的一面。甚至“就唐代词人无意中所称道，亦足见摩尼地位在唐之重要”。他解释“吃菜事魔”：“摩尼本素食，摩又音与魔同，目事摩尼者为事魔，想亦当时之恶谥。”可见极富同情之心。陈垣认为摩尼教被禁是由于信仰不自由，禁而不止则因认为摩尼教“治己极严，待人极恕，自奉极约，用财极公”的道德修持之功。

元史

陈垣在元代领域和民族关系史领域均有重要开拓意义的《元西域人华化考》。该书著于1923年，1923年至1927年刊行。该书的中心观点是，论证元建立了大一统帝国后，在新的局面下，大批过去居住在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中亚以至西亚地区的居民、西北少数民族，来到中原，仰慕中华文化，因而被同化。该书的成功又在于，作者披沙沥金，搜集了丰富详尽的史料。西域地域广大，地理远隔，民族、部族关系十分复杂，人物姓名易混、难记，搜集材料难度极大。陈垣以搜集墓志、诗文集为主，又遍查正史、笔记、方志、杂记，甚至连画谱、书法、进士录等史料也不遗漏。该书共约8万字，而采书达220种，仅元人诗文集就有近百种之多。

元代营建北京城是一个巨大工程，但《元史》对其营建过程并无明载。陈垣从欧阳玄《圭斋集》卷九《马合马沙碑》中发现了大食国人也里迭儿对此做出贡献的史料，称其“领茶迭儿局诸色人匠总管府达鲁花赤，兼领监宫殿”，“受任劳，夙夜不遑”。元统治者以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为何舍庐帐而仿汉制大力营建华美之宫阙呢？陈垣议论云：“元人自知庐帐之陋，不如汉家宫阙之美，故虽以武力征服其人，而既入主中原，则不能不改从中原制度，所谓马上得之，不能以马上治之也。此亦元人自审除武力外，文明程度不及汉人，故不惜舍庐帐而用宫阙。也里迭儿深知其意，故采中原地区制度，而行以威加海内之规模，夫如是庶可慑服中国人，而不虞其窃笑矣。”其中，陈垣非常重视对正史中所涉史料的使用。《元史》的修本来就不够审慎，仓促成书，其中的错乱讹误自然不在少数，因而作为官方所纂修的胜朝的重要史籍，其历史学价值虽大却往往被轻视。陈垣则认为："《元史》二百一十卷，据十三朝实录。两次开局，各六个月，共一年。案之文，不加剪裁。又有《经世大典》可据。"因此，“《元史》虽然成书草率，失于剪裁，但正由于仓促成书，转录《十三朝实录》等书时保存了大量未经笔削的原始材料，所以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从《华化考》中可见，凡是提到的人物在《元史》中有记载的，都是先提及《元史》中的内容，然后再根据需要做进一步的考辨。因此，书中有多处称引《元史》，而且还意识到《元史》列传的编排特点，并据此展开考证。

校勘学

陈垣在北京购得《元典章》抄本，以之与沈家本刻本《元典章》对勘，再用故宫藏元刻本和其他几种版本互校。遂发现沈刻本诸多错误，包括伪、误、衍、脱、颠倒、妄改等，共校出12000多条错误，写成《沈刻〈元典章〉校补》十卷。他又从中选写出代表性的1000多条，作为例子，加以分析、归纳，指明导出错误的原因，写成《校勘学释例》。此书又名《校勘学释例》，前后共历10年时间才完成。同时，他由概括大量校勘实例而上升到理论，总结出“校勘四法”：一、对校法，以祖本或别本相对校；二、本校法，以本书前后互证；三、他校法，以他书校本书。四、理校法，不凭版本而择逻辑理定是非。陈垣还成功地运用了“类例法”，将选取的材料分类居部，加以疏解，为例五十。作者的“类例法”也有举一反三以其余的意思，可以举一反三，将这些校勘学的原则运用到其他时代典籍的校勘工作之中。通过陈垣的校勘、研究，不但为元史学界提供了远比旧本更佳的《元典章》，而且为校勘学提供了范例。

第一种是对校法。陈垣说，对校法就是用同一本书的祖本或其他版本互相对着读，发现不一样的地方，就把差异记在旁边。刘向《别录》里说的“一个人拿着本子，一个人读，就像有仇的人互相盯着一样”，说的就是这种方法。这种方法最简单、最稳妥，完全是机械性的操作。它的主要目的是找出不同版本之间的文字差异，而不是判断谁对谁错。所以它的缺点是不负责，就算祖本或其他版本有错，也照样原样记录；但它的优点是不加入自己的观点，用这种方法校出来的本子，能让人看到祖本或其他版本原本的样子。因此，凡是校勘一本书，必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勘方法。

第二种是本校法。所谓本校法，就是用同一本书里前后的内容互相印证，找出其中文字、内容的不同之处，从而发现书里的错误。在还没找到这本书的祖本或其他版本的时候，最适合用这种方法。吴缜写的《新唐书纠谬》、清代梁玉绳写的《史记志疑》，用的都是这种方法。不过这种方法只能找出书中的矛盾、提出问题，没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第三种是他校法。他校法，就是用别的书来校对这本书。如果这本书里有从更早的书里抄来的内容，就可以用那些更早的书来校对；如果这本书里的内容被后来的书引用过，就可以用那些后来的书来校对；如果这本书里的史料，同时代的其他书里也有记载，就可以用那些同时代的书来校对。这种校对方法，涉及的范围比较广，花的力气也比较大，但有时候，不用这种方法，就没法证明这本书里的错误。

第四种是理校法。段玉裁说：校书的难处，不是照着本子改字、不出错、不遗漏的难，而是判断文字对错的难。说的就是理校法。当没有古本可以作为依据，或者几个版本的文字互相矛盾、让人不知道该信哪一个的时候，就必须用这种方法。用这种方法需要有广博的学识才能做好，否则就会粗心大意、胡乱判断，把没错的地方当成错的，让问题变得更复杂。所以说，最高明的是这种方法，最危险的也是这种方法。清代的王念孙、段玉裁等人校勘水平很高，他们用理校法得出的结论，往往和后来发现的古本原本文字是一样的。

陈垣总结了前人以及自己校勘工作的经验，提出了这四种校勘方法。如果将这四种方法综合起来运用，基本上就能解决校勘学领域里的相关问题。在校勘学这一领域，他还撰写了《四库提要中的周亮工》《旧五代史辑本发覆》等书籍。

目录学

陈垣的目录学实践是很丰富的，他自言少年治学并未得到什么大师指引，只是由《书目答问》入手，自《书目答问》而《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以此作为阶梯去读他所要读的书，完成他所要研究的问题。从陈垣的目录学实践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色。

治史与目录学研究相结合

目录学是治学的门径，治学的过程又丰富了目录学的实践，也促进了目录学的研究。陈垣研究任何题目，都要先列必须要读的书目，对学生讲课也是先从目录学开始。在教学过程中他先后讲述了《史学名著评论》《元史目录》《中国基督教史资料目录》《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等课。他希望每人都能通过目录学的学习，而掌握治学的钥匙。为了使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每项研究工作的开始他都是先编别有关目录、索引，用以指导研究工作。为了研究元史，他编出了元六十家文集目录；为了点校《新・旧五代史》他组织助手先后作了《新五代史列传人名索引》，又作出了《册府元龟五代部分人名索引》（只列册府的主要人物）、《通鉴五代部分人名索引》（天宝末年尚未包括在内）、《有关五代史论著目录》《五代十国年表》等大量的目录索引工具书。如果说《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是陈垣从目录学入手治史的结晶，那么《元典章校补释例》即《校勘学释例》则是陈垣治史与目录学研究相结合的成果。

运用目录学指导史料整理与工具书编纂相结合

陈垣在治学过程中善于运用目录学进行史料的整理并与工具书的编纂结合起来。在整理编纂的过程中他充分利用目录学、校勘学、历史文献学、年代学、避讳学等历史学的辅助科学。

专家编目录与体例一致

陈垣特别主张以专家来编目录，这样既可以减少谬误，又可以体例一致。陈垣在《概论》中写到：“《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成书仓卒，谬误本多，惟释家类著录十三部，存目十二部，谬误尚少”，因为它一定是稍通佛学者所为。经他考证，四库馆员中没有几个是以佛学出名的。陈垣认为，一书应为一体。“所谓一体者，即熔众说以成文，此文家之法也，所谓聚众碍之文为传者，此史家之法也”（《概论》卷六）。即使是考证、校勘，陈垣也不主张发表孤立琐碎的考证笔记，认为必须将他们结合在一起，归纳出条例，找出系统，取得一致的体例才堪称著作。他的《史讳举例》，校勘学专著《校勘学释例》《旧五代史辑本发覆》，目录学专著《中国佛教籍概论》都是这一主张的体现，也是专家编写目录与体例一致相结合的典范。

避讳学

在史料鉴辨工作中，陈垣还开创了避讳学这一学科。避讳是中国特有的制度，在行文或谈话中，凡涉及到圣、贤、尊、长之名，不许直书或直呼，必须回避并以规定字样代替。在史料中由于回讳往往造成人名混乱，导致无法阅读甚至误解史料内容。陈垣搜集了历代史料中避讳事例，写成《史讳举例》共8卷6万余言，举例82个。他在序言中说:“民国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须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之为避讳。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

在《史讳举例》中，陈垣不仅解释了何谓避讳，还勾画了避讳制度的历史脉络，指出利用避讳知识可以鉴辨史料之“真伪及时代”，掌握了避讳学知识，阅读和理解史料就“识者便焉”了。在该书中，陈垣以大量的史料和秦以来至清的具体例证，论述了历史上避讳的情况、避讳的方法，以及因避讳而产生的差误。经陈垣系统论述，对避讳问题的研究发展成为一种专门学问。

精神传承

陈垣的书斋叫“励耘书屋”，“励耘”是他父亲的号，意思是做学问要像耕田一样勤奋深耕，这是他最突出的精神特质，学界和弟子也常用“励耘”相关称呼纪念他。他治学特别刻苦，比如1913年定居北京后，连续十年每天花三小时往返图书馆查《四库全书》，做研究总是尽力搜集所有相关资料，在历史学领域取得了很多重要成就。育人方面，他真心关爱学生又要求严格，不仅悉心教导门下弟子，还无私提携非门下的学者；自己上课从不缺席迟到，也带动学生认真听讲，是位让人敬重的好老师。1992年，弟子启功为感谢他的教诲，用卖画的钱设立了“励耘奖学金”，传承他的精神。

主要作品

社会任职

后世纪念

陈垣故居

陈垣故居，又被称为陈宁远堂三宅，在蓬江区棠下镇石头村。陈宁远堂始建于清同治年间，由陈垣祖父陈海出资兴建，是江门少见的清代私家庄园，陈宁远堂三面环山，前有果园、太和堂（免费派发药品处）、游泳池（现故居前池塘），中间有供九个儿子居住的12间民居、自来水塔、书馆、大厨房，后有花园、凉亭。陈垣故居就是这12间民居中的其中1间，它是一处清代砖木结构的民居，单层平房，一厅四房两廊，厅前有天井，建筑面积达141.8平方米。故居前有池塘，周围矮石低树，在故居的正前方建有陈垣雕塑。2002年，陈垣故居被广东省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第四批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陈垣纪念馆

2010年，蓬江区政府在陈垣故居的西侧修建了陈垣纪念馆，其所在地正是早年被毁坏的陈宁远堂四宅。陈垣纪念馆在设计上与陈垣故居融为一体，保持了故居原有建筑风格。纪念馆内设“励耘书屋”，充实完善了介绍陈垣的文学资料、照片等。2010年11月12日，兴建完成的陈垣纪念馆在陈垣诞辰130周年纪念活动上正式对外免费开放。

陈垣纪念馆是常见的岭南小四合院的结构，单层平房，一厅四房两廊，所有的房间均是有关于陈垣的生平资料。陈垣纪念馆内有近30件珍贵文物实物展出，包括陈垣弟子、画家和书法家启功在90岁时为陈垣铜像撰写的传记原稿、1949年陈垣在台湾辅仁大学为历史系学生批改的作业原件、陈垣的手稿原件等。

学术会议

2020年11月12日至13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主办，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承办的“陈垣先生诞辰14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图书馆、苏州大学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七十余位学者以及江门市蓬江区的相关领导同志参加了会议。

人物轶事

求知初心

陈垣小时候，随祖父到江门墟的茶楼喝早茶，发现一款传统特色甜味糕点有两个名字，分别是“沙琪玛”和“马仔”，他不停地追问祖父这两个名字的来源。当时，他的祖父陈学海说：如果他做什么事都这么刨根问底，那么他一定会有所成就。

收藏字画

陈垣家里总挂着清代学者的字画或古代拓片，案头也摆着字画和书——这些不只是装饰，既是和客人聊天的话题，也是教学生的素材。30年代，他花30块（当时算高价）买了章学诚的手札挂起来，启功一看就知道老师又拿实物教大家认学者手迹了。他收藏的书画挺多，还在辅仁大学办过展。抗战胜利后，他花20万买了全祖望的字条，因为抗战时他靠全祖望的爱国精神激励自己，这算是了了个心愿。

陈垣自己写行书也很讲究，启功说他字像米芾又像董其昌，写的时候特小心，题跋、写扇面都要算好位置和字数，连落款印章都刚好合适。后来老友把他40多年的信印成集子，成了他唯一刊印的手迹。

读书办法

陈垣年轻时得了本《书目答问》，照着买了好多书，别人问他读得完吗，他说书不用都细读：有的随便翻（一两天看完），有的仔细看（读一周），有的得背下来（反复记）。这办法让他读书又多又深，90岁还能把《讨武后檄》背得一字不差，史料也能随口引用。

指导学生

陈垣不仅在课堂上认真施教，课后他会主动鼓励学生做练习、写札记，还帮着指点，着重培养学生们读史的识力。学生去他的励耘书屋问问题，基本都是单独指导——哪怕两三个人一起去，先一起聊几句，之后也会挨个问情况、给解答。等学生真有困惑了才点拨。他批学生的作业和试卷也很认真，每一本都仔细看。打分更是慎重：先把所有作业试卷看过一遍，大致按程度分成四五个类型，然后每一类中加以审核，或提升，或抽降，这样反复比较。他批的卷子总是以五分十分为差别，所以学生得九十分不容易，得五十分也不会觉得冤枉。

交友与转变

陈垣和胡适、陈寅恪交情很好，陈寅恪还为他的两本名著作序。1949年，胡适、陈寅恪离开北平，陈垣选择留下。之后他在《人民日报》发表致胡适的公开信，两人的友谊就此结束，他与陈寅恪的交往也随之终止。此后陈垣思想发生转变，不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常写思想改造、政治学习相关的文章，很少再出学术著作。